这些话显然是在重复库克的观点，我们把其中的法律一词换成国家，它恰恰也是柏克在1782年给国家所下的著名定义。

《乡村振兴促进法》第25条要求各级政府加大乡村教师培养力度，加强乡村医疗卫生队伍建设，强化农业科技人才、经营管理人才、法律服务人才、社会工作人才和乡村文化人才的培育，并列举了一些十分明确的措施。例如，对公益法律服务进行补贴、购买法律服务、强制性公益法律服务、建立专职公共法律服务制度等。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乃至于农民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难免产生各种纠纷，纠纷得到有效解决、权益受到保护，这是乡村振兴的基本要求。此外，在此复杂的土地经营格局下，农业产业发展占地问题变得复杂，也成为农用地权益保障的重要方面。社会组织可以整合社会资源，形式灵活多样，提供的服务与产品均具有公共品的性质，可能更好地实现基层民众的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政治利益，扩大民众个体利益的实现路径。二、人的维度：乡村振兴的人才和民生法治保障 乡村振兴战略在人的维度上有两个貌似相反实际一致的方向：一是推动农业和农村人口城镇化。同时，还需要推进法治教育，强化政府、农民和其他社会主体的法治素养和法治意识，奠定法治促进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推动形成政府依法行政、公众依法维权的法治局面。

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重点难点在三农。《乡村振兴促进法》第11条提出，鼓励、支持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各方面参与乡村振兴促进相关活动。所谓客观时间，也就是刻度意义的时间。

即便像拉兹那样坚持强硬立法权威观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裁判本身构成了某种独立类型的机制与现象。这意味着，中国司法长期以来，在稳定社会预期方面一直不尽如人意，而这又与中国社会当前出现的种种所谓的失范 现象有着紧密的关联。所以，系统内部作为观察图示的这个时间结构的具体内容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因此，整体性法律理论最终必然要求一个能力无穷的、永不知疲倦的、半神半人的赫拉克勒斯式的法官来承担裁判的任务。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同案同判与依规则裁判都等同于形式正义，因此二者是同一的。本文挑战了这种似是而非的认识论框架，通过区分客观时间和系统的内时间两种不同的时间观， 认为应该在系统的内时间观的框架中认识和理解同案同判的拘束力问题，从而重新定义了同案同判拘束力的性质和内涵。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同案同判机制中的前案，往往指的是最近的前案。但在法律推理中，这种理由之间的可传递性消失了，法官在个案裁判中，依照法律规则推理就是依照立法者意志（B）进行推理，作出判决（A），但立法者依照何种理由（C）形成立法者意志（B），则在所不问。但无论它们的速度有何差异，它们都是一种观察的图示，都是通过之前 / 之后的区分， 并标示其中的一侧，形成系统对外部环境的观察，并进而制造出信息，吸收环境和系统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当我们对某项事物进行定义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根据该项事物的核心因素来思考定义问题，而不是根据边缘因素来思考定义问题。

区分中心 / 边缘关系的标准，并非是效力层级上的谁高谁低，而是不可取消性。当然，本文对同案同判概念的界定，与传统和主流的理解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被多数人所接受和传播。司法才是法律系统的核心，至少在定义法律是什么的问题上，司法的重要性要超过立法的重要性。一方面，哈特通过强调初级规则 + 次级规则作为法律系统之内在运作的重要性，暗示了法律系统 / 环境之区分的存在，这就进一步构成了法律与道德分离的关键因素。

例如，在立法过程中，由于各种利益团体的派系斗争和对立，某一项立法可以无限期延后，或者直接被取消。依规则裁判的字面含义，就是当规则不变时，统一适用规则的效果被假设为是一致的，这实际上就达到了同案同判的效果。

这种视角的实质是以立法权威的视角来观察和理解裁判者，而不是从裁判者本身的视角观察和理解司法裁判本身。立法的主要工作职责从防止法律被改变转变成大规模改变和创立法律，这件事情只能是在从传统的阶层分化的社会向现代功能分化社会转变实现之后才会发生。

因此，在我们观察系统时，就不能仅仅观察作为客观时间的当下，而必须观察系统在当下这一个客观中立时间下所处的意义结构，也即系统对过去的回忆和未来的预期。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要么将同案同判的拘束力看作依规则裁判所带来的一种自然效果，要么通过道德层面正确内容的说服力，或者形式正义等模糊的概念来论证和说明同案同判的合理性。就此而言，记忆的本质就是选择和建构。用是否是法律义务为标准描述司法裁判中已经作出判决的前案与尚未出现的，但未来可能发生的后案对当下正在作出的判决的限制和约束，并不恰当。这种拘束力当然是有限度的，但它必然存在，并且有效。多数法律实证主义者认为，只有实证法规则具有规范拘束力，而同案同判并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只有道德上的说服力。

正如卢曼所指出的，未来的不确定性是决策得以可能的一个不可取消的条件。这意味着，延续性并非是权威性的某种副产品。

同案同判是否有拘束力，如果有，它的性质是什么，是法理学上的一个重要问题。结构事先为发生在结构中的选择划定了范围与空间，从而事先为此种选择排除了某些标准和可能性。

三、作为现代法律独立且核心要素的同案同判 如果我们跳过立场之争，用一种更加中性和客观的诠释学眼光看法律解释和适用过程中的各种创造性因素，以及通过这些创造性因素呈现出来的立法与司法之间的关系，那么就可以看到，将法律的含义实质化和宽泛化，并不能真正维持司法服从立法意义的依规则裁判论。这个问题最困难的地方就在于，在客观时间的认知框架下，人们往往把拘束力理解成是某种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

它们相互之间构成了某种正交的关系（orthogonal relation）。同时，如果从未来看当下，则当下就是未来之当下的过去（Vergangenheit als einer künftigen Gegenwart）。此外，禁止拒绝作出裁判原则在司法中确立，也进一步强化了判准与决策之间所存在的诠释性循环，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同案同判在司法组织中的基础性地位。因此，当我们谈论司法裁判时，我们往往会说，司法通过某个裁判，对某事的态度如何。

就此而言，依规则裁判论的核心含义，就是权威性成文法规则对法官的排他性约束。这就使当前裁判的个案仍然是不确定的，但并不是随机的。

就此而言，个案裁判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和模糊的空间，并非是一种必须被弥补的缺陷，同时也是法律系统最可贵的资源，它使想象力和创造性成为可能。如果没有先例，决策就涉及对复杂决策情境的更为细致和繁重的分析，但通过先例和规则，尤其是通过先例所构成的判例链条，决策就被简化为一种区分，即遵循还是偏离。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知道未来决策的变化究竟在哪里。所谓的过去，并非是作为纯客观事实的过去，而是当下对 过去已发生之事实的建构。

如果法律系统是作为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整体而存在，那么法律系统与它之外的所有社会事件之间存在着某种系统 / 环境之间的界限。并不是说，时间作为某种客观中立的某物对当前的裁判产生一种因果关系意义的拘束力，而是说，作为不可更改的历史的前案和作为选项的预期中的未来后案，作为当前案件之裁判的条件，对当前案件的裁判形成的拘束力。五、同案同判拘束力性质的重新界定和理解 同案同判乃是司法系统内部运作时间约束性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图1 已发生案件作为当前案件裁判的决策基础 因此，法律系统的内时间不是纯粹客观中立的，而是拥有自身的特性，是一种特殊的观察图式。

每一个行动都类似于某种本能驱动下的条件反射。一方面，传统的等级制的社会阶层秩序解体了，隐含在这个秩序背后的本体论的宇宙论也坍塌了。

这是一种重叠效果，而非交互作用的结果。尤其是如下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使得在智识上接受这一点显得非常困难：假设前案是错误的，那么前案对后案的拘束力就会导致荒谬的结果。

当下的我不可能穿越这个客观时间，提前进入当下之你的未来或者回到当下之你的过去。如果突破权威性法律规则的界限，将许多法外因素价值判断都包含到法律的界限之内，那么，拉兹所强调的依规则裁判的含义就被模糊了。